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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喜马拉雅「知识消费」狂欢节,大学要负责任

激进阵线联萌 2019-02-26 14:17:21

-缘起-

《哲学系》是一本面向全国高校哲学专业学生与社会广大哲学爱好者的思想读本。通过走访时下汉语思想界重要学者,还原其学术求索与运思历程,解惑受众普遍关心的哲学与现实问题。同时以日常语言为向度,意在打破哲学语用的僵化现状,在传统学术语境外,打开“哲学之为生活”的全新维度。本书拟于明年春季发行。

 

正文


本文为专访吴冠军教授的文字稿。吴教授是现今思想界少有的,能将哲学概念化形于日常的典范。哲学必须遭遇日常——“当一个思想家的概念在你的生活中飞舞时,你才发现了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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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俊(以下简称李):您个人的一大特色,就是极其反对“学术黑话”;一些学者尽管也对此多有不满,但都没您这般激烈——三令五申、著书立说。我想问:您如何定义“黑之为黑”?

 

■吴冠军(以下简称吴):首先,学术自有传统。有传统,就有共同体。当一种传统非常有力时,就会围绕它产生许多专门术语,而熟练操持这些术语,是共同体内部成员彼此进行确认的关键环节。这个现象不止于学术,比如你们年轻人玩“三国杀”、“狼人杀”,这些桌游自身就已形成一套专门术语,不玩的人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三国杀插图-

而在学术中,哲学在各个学科中是历史最长的,甚至被认为是各类学科发展的源头,由它产生的“术语”自然就格外多;术语,形成了门槛与壁垒,非哲学专业的人,也自然难以入门与穿透。

 

哲学“术语”的好处是:第一显得你专业,“高山仰止”,别人不敢对你说三道四,于你便构成了一种“文化资本”;第二,术语使哲学脱离最初的日常场景,使它得以不断专业化,成为一门代代相传的学问。


当然也由此产生了两种“做哲学”的方式,第一种是“苏格拉底式”的,从问题直接出发;第二种是“经院式”的,从哲学传统内部出发——你脑子里可能没有问题意识,但所读的书会带着你走,帮你在书本中做学问。


比如你对生命本来没什么困惑,但在读康德,你可以顺着他的思路追问“我们是在何种条件下‘知道’物自体存在”等等的问题,写出诸如此类的大部头研究专著。

 

这两种做哲学的方式曾经是共存的,甚至是互补的,互相滋养,但后者慢慢取得了支配地位。今天苏格拉底再跑出来,你认为哲学系会聘用他吗?这样的人连论文都不会写,他去哲学系面试,对方拿一堆海德格尔或胡塞尔的概念来考问,What is “Dasein”What is“eidetic reduction”——不懂?那就先回去学基本功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漫画-


这当然是个坏现象。当代不少哲学家,尤其是激进派的,都在试图寻找冲破这种“支配性哲学”的方法,理由是明显的,因为这会让哲学的路越走越窄。在这个支配传统里,比如,一些政治哲学学者会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细节概念的批评意见做辩护性反驳而写上几卷本大部头学术著作,术语叠术语,却忘了罗尔斯无论写《正义论》还是《万民法》,都是有很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指向的。

 

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试图抗拒这种支配性哲学,一次次试着把哲学从中拉出来。但最有意思的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就在于这个概念本身。德勒兹说得很犀利,哲学家抗拒概念的手段也是用概念,又造出了新概念。但重点是,我在对抗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分析性、批判性的概念,对原有的概念形成解构力。通过制造新术语,对抗霸权式的术语——这就是哲学嘛。哲学不是比谁嗓门大,而是要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在我看来,以上提及的两个传统,都要有能力驾驭,有问题意识的同时,该懂的jargon你必须懂。现在互联网上也有不少拍脑袋、动不动就宣称自己把某个问题想透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太空大了,大家一看就知道你不读书。二者要同时抓,也并不矛盾。比如,每个人都吃喝玩乐,但你能否在玩得投入时,问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使你这么投入?


你看一个电影看得泪流满面,当你要拭泪时,wait a minute,你想想是什么力量使你哭?齐泽克有句话:“The fright of real tears”——真实眼泪的惊骇。在日常的感受力最为充盈时,就是你哲学化上升的最佳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你读的哲学书的力量就出来了,一些哲学术语冲上你的脑海,你会发现它们远比日常语言更加到位、具有穿透力。


福柯和德勒兹在七十年代曾有一篇对谈,其中一个观点我认为非常重要:“Theory as tool kit”——理论作为工具箱。理论得用,只要在用,就是“去黑话”过程。黑话是什么?它是不透明的晕圈,是阿甘本所说的被“神圣化”的东西。像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就有这个问题,一个概念包裹着重重谜团,越说越玄,也不在乎对方说的是什么。

 

-黑话-


“神圣化”不止于术语,双十一时代的“物”同样体现这一点。一个“LV”包包,为什么使你尖叫?不是这个包本身,而是将它层层包裹的晕圈,让你晕头转向,目眩神迷。去神圣化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它,趁手的就是好东西。许多被神圣化的哲学黑话,根本没有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们。但自有许多人就爱这些黑话的云山雾罩效果——靠这种“zhuang-bility”整天装,好有意思啊。

 

这一点上,齐泽克做得非常好。拉康是1981年去世的,他去世后,关于他的学术逐渐变成一种密不透风的小共同体话语。在斯洛文尼亚拉康学派之前,这套话语的有效性在不断衰弱。齐泽克当时去法国,没准备研究拉康,但他发现自己跟女朋友吵架、看电影的时候,头脑里总是浮现拉康的概念——为什么不是别人,偏是拉康?慢慢他明白了:“It works”——它管用。这也使他成为本世纪举牌的拉康主义者。无独有偶,在大洋对岸的理查德·罗蒂,也是一样。罗蒂最烦黑话,声称自己用最简单的几百个英文词就能讲哲学——他写的书清晰极了。对于罗蒂,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管用的哲学,就是好哲学。

 

现在很多哲学家不愿面对公众,真不是清高,而是不敢。他公开讲话人家是要笑他的——你话也说不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公众本来是有个问题,想听听你的想法,结果你的想法让人家感觉“What the hell”?这就很尴尬。他只能在小圈子里,把门一关,对几个年轻学子自命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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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听您讲完这些,我想起尼采的一句话:“当他们讨论平等时,他们其实在言说欲望”。同样的,或许从没有什么“黑话”问题,实际上都是“权力”问题?

 

■吴:这一层很有意思。很多哲学家,因为科班出身,像个电工,只会操持他那套东西。当术语形成系统,系统获得信徒,这些信徒就对此结构产生依附性。有时倒不是他想获得什么“权力”,而是他只会这一套,他赖以维继的就是这些东西。而哲学要求你有背叛精神,你应游走于各个思想家之间。


德勒兹有个说法,叫“游牧”,游牧的目的就在于你要不断地去领土化、去地域化,到另一个地方搞“再领土化”,弄出新的东西来,然后再出走、游牧。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不动了,你就对它产生了依赖性,当它消逝,你就茫然失措。当有人试图批判、攻击你这些东西,你就会有被冒犯之感。


为什么那么多人恨齐泽克?因为齐泽克总侵犯他们的“地盘”。好比我是研究黑格尔的,你突然冒出来——你是什么鸟?你也要谈黑格尔?哦呦,我的地盘被侵犯了——这是我的饭碗啊!你随便闯进来扔出一本新书,就仿佛是打在我胸口的一个闷棍——你讲的这一通,我又接不上口,这个是很难受的。

 

-齐泽克-


哲学就是游走,不断游牧。你立一个高墙,找一帮徒子徒孙自鸣得意,这个最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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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想的游牧”,这个说法很好。您在媒体时代,看起来是“游”得颇自得的那一个。

 

■吴:守土有责、学阀式的治学要不得。但话说回来,哲学形成一个强大的学科传统,也是有它的价值,至少在今天,我们不用为哲学的“存续”而发愁。学科化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它毕竟是一种体制性保障,通过专学系统,使哲学得以延续至今,这是好事。我们可以在其中有所作为,我们可以将精神接回“轴心时代”的开创者那里,并重新开始。巴迪欧与齐泽克一直强调start anew——要把思想一次次重新开端。

 

今天是一个深度全球化的时代,你以为巴黎的恐袭和我们没关系?都有关系。你看“双十一”,你可以选择对此充耳不闻,只管自己的黑格尔胡塞尔,但你推开窗看一看,外面整个时代的人群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你早已跟他们彻底无关。为什么我和蓝江老师、夏莹老师要搞一个“激进阵线联萌”?因为哲学它有意思呀,也很“萌”、有冲力呀。我们要让年轻人看到哲学原来是这样有活力。


-激萌也很萌啊-


我讲桌游、讲美剧、评论社会现象,好像是赶时髦,可这不正是我们的时代吗?我有时候和政治哲学的同行开会,你都不知道他是活在哪个时代的人,有一次一个老师说:“机器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们政治哲学是讨论人和人的关系呀!”——他真就这样只关心别人给他划定好的研究领域。罗尔斯可以不关心人工智能,你能不关心吗?你还不关心,这个时代就会把你变得非常可笑。

 

对学生也是这样,你要给他们有滋有味的好东西,不能一上来就用一堆没法嚼的生硬东西坏了他们对知识的好胃口。我曾说:“知识消费”浪潮的兴起,大学老师是有责任的。因为你们提供不了好东西,人家才来搞知识付费。有次我跟罗振宇老师说:“知识付费”其实并不是一个新浪潮——九年义务制后的高等教育本来就是付费的。


-罗振宇&罗辑思维-


“得到”、“喜马拉雅”的成功,是因为大学老师不好好工作。大学老师讲的东西,完全脱节于当代人现实生活所面对的状况,学生提不起兴趣,你有什么脸面让人家付学费呢?所以这笔钱还不如给罗胖,罗胖在乎你,尤其在乎你的“知识焦虑”,他绝不塞给你知识,而是特别认真地提供给你可以用得上的知识。


周濂老师最近在喜马拉雅开的哲学音频课,介绍语里讲“为什么女友要去逛街,男友偏要去打王者荣耀?”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样人家才会感兴趣、才会付费——哲学没用我学它干什么?一旦走出校门,你就发现传授知识根本不能自言自语,必须和世界发生关系,原来大学老师那种旧有授课方式,马上就变得滑稽之极,甚至,无理之极。

 

-周濂的喜马拉雅哲学音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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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刚有句话当这次采访的“标题党”很好——“知识消费”浪潮的兴起,大学要负责任。这个可以写进去吗?

 

■吴:标题就定为:喜马拉雅“知识消费”狂欢节,大学要负责任。其实,对于“知识消费”浪潮里的推浪者,如罗振宇,我真的相当尊重,我曾经在一个讲座中说,罗胖身上具备一个能做大事之人的所有关键素质,唯一缺点是把“得到”的成功进行片面商业包装——“得到”成功固然有罗胖、脱不花这些最出色的精英人士操盘,但更关键的一个因素是,这个时代在配合你,大学无数老师在配合你。


-喜马拉雅知识狂欢节-


我曾当面和他说,试想一下,现在大学如果取消掉文凭,或者“得到”给的文凭和大学文凭有同样的“符号性效力”的话,还有多少人上大学呀?说句实在的话,纯粹从汲取知识角度来说,上“得到”绝对比上985大学学得更多,学得更好!要羞愧的是我们,大学老师。我前两天给上海市高校的新老师上岗培训时也特别说到,你们踏上岗位之前,现在要想清楚,如果自己就只一心发论文、评职称,上课匆匆拎包来走个过场,既没有心思认真备课,下边的学生你也根本没有兴趣产生互动,你真的就别选择做大学老师,大学就毁在这种人手里。

 

回到哲学。有时我们喜欢这样自我安慰,说哲学不教你“有用的东西”,但是锻炼了你的思维能力。在当今这个世界,你还好意思这样说吗?知识、观念、话语体系,以更快的速度在运转,恰恰只有哲学,可以有效地插入这种运转中,逼迫它“慢”下来,把掩盖的东西说清楚。我有时开讲座,不讲哲学有什么“无用之用”,而是要身体力行地告诉你——它就是很有用的。你可以用它思考物联网、共享经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等。


你看蓝江老师,他最近在写一篇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文章,我觉得很好啊,这就是一种哲学介入时代的方式。我们如果不参与,哲学界就失语了。像你这样活跃的年轻人应该知道,如果我们几个老师不发声,哲学这一块是失声的,话语权就全在当代“数字精英”那里了。上海图书馆邀请我今年十二月三十号做一个年终盘点的演讲,我说好,正好和罗振宇次日同样在上海做的跨年演讲PK,为“时间的朋友”们提供哲学界的声音。哲学家要站在舞台上,聊聊我们对时代的“号脉”。

 

-吴冠军-


最近我评论阿里巴巴“双十一”的视频节目,阿里朋友告诉我他们高层也在看。齐泽克就是这样,他可以将话语倒逼至好莱坞导演那里——导演拍了自己最满意的片子,一定要看齐泽克的影评,不然会觉得缺少了什么,很不过瘾。这才是真正介入大众文化。这就是“精神分析”:你拍了一部电影,你“本能”觉得这么拍会很赞,却还是朦朦胧胧,不知道具体好在哪里,完全“无意识”,直到听完齐泽克的分析,你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是这样在拍电影,原来我还有这样的深度。通过分析师你才获得更深的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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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以看出,齐泽克对您影响极深。您是怎样和他相遇的?回溯往日,您又是如何投身哲学的?

 

■吴:我比较曲折。在大学时,我学的是行政管理,毕业后做过互联网公司,做公司的过程中愈发感觉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生命中的满足感不来自商业,而是来自晚上一个人看书时,用各种理论工具来思考面前的问题。人生就是如此,你不要怕走弯路,一路科班走下来,顺风顺水读哲学,未必是好事。这样一路读学位读上来成为学者,其实说得难听点:“too easy”,因为你没有其他尝试,没有真正“make choice”。

 

后来我清楚地知道:商人不适合我。商业,要求你必须会讲故事、吹愿景、添油加醋,即使你心里没底也得这样。经济就是如此,它不会慢慢衰退,人家如果看出你没底,就立马撤资,你就瞬间雪崩。你看乐视,他们两个月前还搞得很大,忽然之间工资就发不出了。乐视是扳不回来局面了,因为所有人都不会给他机会了。这就是商业。那些年我也愈发明白,我无法看着别人的眼睛——即使自己没底——告诉他“这样是对的”。

 

-HBO电视剧《硅谷》剧照-


整个现代性所缺乏的,就是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真诚。之后我去澳洲留学,因为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的Monash University给了我一笔全额奖学金,我觉得挺好。很多人认为,澳大利亚处于英语学界的边缘,当时我也这样认为。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世界是平的,澳大利亚恰恰由于自己的边缘处境,所以总想着要变革、充满张力,很多前沿的思想话语,都在此汇合——福柯、德勒兹、巴迪欧,他们是怎么进入英语世界的?全都是通过澳洲进入。


澳洲没有“端着”的感觉,有新思想出来,可以很快接受。相形之下,美国的哲学其实非常经院。当年美国愿意和欧陆产生对话的学者,全都被排挤出哲学系,著名的就是罗蒂——你罗蒂没事跟福柯对什么话?福柯那东西叫哲学吗?——罗蒂一气之下,顿足而走,离开哲学系到人文学院教书去了。


-理查德·罗蒂-


罗蒂是背叛哲学大本营且最终获得成功的一个,如果不成功呢?就没你这个人了。德里达当年去美国访学都只能去比较文学系,哲学系的大门都不给进,因为如果承认你讲的这些算哲学,那我们这些老古董还算什么?守土意识,总会变成个人仇恨。我的书出版,齐泽克告诉我他要写段话,这当然让我很惊喜,但他又笑着说:这可能带给你麻烦。因为他敌人太多了,把他的话放在我的书后,他的敌人也都变为我的敌人了。齐泽克到处游牧,别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

 

我到澳洲后,认识了我的导师Gloria Davies,这真是我的幸运,生命中一个大“得”。儒家说天地君亲师,回过去看我的人生很弯曲,但在亲和师上,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那么一小撮中的一小撮——实则每个老师,都成了我心目中的亲人。在跟着Gloria做研究过程中,我首次深入触到齐泽克。那时才真正感受到学术进入生命的快感——你研究的不是概念,而是看到概念在生活中起舞。


当一个思想家的概念在你的生活中飞舞时,你才发现了对思想的真爱。我在《激活你的日常》新书发布会上说,这本书远远不只是我写的,其中有无数滋养过我的人,在通过我的笔一起说话。所以你才知道学术的抄袭是多么可恨——你明明有那么多的思想来源,却把他们的名字擦掉,变成你自己的。正如拉图尔所说,个人只是网络中的一点,我的行动不是我的,而是很多力量通过我形成的合力。巴特和福柯说“作者之死”是对的:死,不是作品真的彻底没有作者,而是作者在创作时就要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他。我就不点名了,当下学界的一些人,喜欢摆弄神神鬼鬼的名词,从不交代自己的思想来源——这就是知识的不真诚。“你要的是崇拜,不是谁的爱”——这怎么可以呢?

 

我们的这次访谈,就可以视作我对我的老师Gloria和对齐泽克的一次致敬。

 

-激活你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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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北大有位老前辈,他说自己不介入大众媒体的原因很简单:受不了别人骂他。三百五十年前,克伦威尔受群众拥戴欢呼时,对身边知己低声说:等我上了绞刑架,他们也照样欢呼。结果证明,克伦威尔的预判是对的。在很多精英看来,大众是麻木、健忘、愚昧、畏威而不怀德的一群人。对他们,你只能利用,不能为伍。您很有勇气,努力使哲学介入公众,但在此过程中,也少不了被泼脏水吧?如何避免被众人反噬?您又是如何化解的?

 

■吴:我举个身边的例子——高晓松。他的家庭背景、自身的知识结构都很好,他是一个很用心的人,对知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当他渐渐进入公众,忽然发现,公众、网络里有那么多不友好、非理性的声音,我相信他一定曾为此痛苦过。而他的助手给他支了一招:不要抗拒,学会自嘲。他突破了这个关隘,就是学会了自嘲,还不等别人黑他,他自己提前说,“我是矮大紧”,人家一看你都这么说自己了,也不好意思再黑你了。


-高晓松-


柏拉图有个词很好,叫“下降”,哲人下降到城邦。当你自恃清高、端着的时候,谁愿意看你臭脸呢?你能够像苏格拉底一样,拉住一个路人,好好谈论一个问题吗?当高晓松抛去这个包袱,他的人设、节目,一下子就很受欢迎。施特劳斯学派总爱用一个词:“庸众”。想想看,你用这种词说别人的时候,别人将怎么看你?单向街的许知远老师遇到的,不就是这个问题吗?你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觉得这个时代浅薄,九零后都完了——九零后马上回答,你才完了呢,七零后去死吧。这样大家就都没话说了。

 

知识分子与公众有两种关系方式,一种是“judgmental”,做判断——这时代物欲横流,很糟糕,我要唱挽歌;另一种我称之为“analytical-critical”,分析性与批判性的——我进入公众,但不是审判你,说你们糟糕、我好;而是拿出我的分析,真诚地告诉你我的看法。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可以来听。你觉得我对“为什么你会这么迷鹿晗”的分析没有分量,那你可以继续去迷鹿晗呀,但我有信心,肯定会有一部分鹿晗的粉丝,被我带到哲学上来,觉得哲学分析比鹿晗崇拜过瘾得多。这就是一种很积极的力量。

 

许知远说公众浅薄,不读莎士比亚,你可以邀请他来读呀;他没兴趣,你可以讲一段《三体》再讲一段莎士比亚呀——关键是你愿不愿意这样做,或者是有没有能力把它说好?你说“奇葩说”的辩论很无聊,那你作为知识分子,也可以上去辩一段,让观众自己判断呀。你说观众是非理性的、受那些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奇葩辩手左右,但你想过没有:真实的世界就是充满非理性煽动的。鼻涕眼泪从来便是一种有效的说服方式,你对它不满,那问题在于,你能否采取理性分析的方式,在同一平台拆穿它?——对公众,要邀请,不要拒斥。

 

-奇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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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还有一种风险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从学界进入公众的人很多,但绝大多数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学界的鄙夷。当下的学界是否足够包容,对您的“背叛”,是否有过敌意?

 

■吴:一开始做“激进阵线联萌”时,我们确实很紧张。但现在我可以很公开地说:我们得到了很多学界前辈的支持。很多老一辈学者,可能没有精力与渠道做这些事,但他们很乐见新一代学者出来打通与公众的联系,因为他们对此现状也是不满的。任何一个真正有关怀的哲人,都不会满足于哲学系那一点事情。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声音,说你们凭什么与众不同?这都是正常的。当你变成了一个“网红教授”,你要想一想,自己是否仅仅是“网红”?如果你的学术发表非常强硬,学问很棒,那你在介入公众时,完全会收获另一种评价。今天有不少学者,学问做不出来,然后绞尽脑汁走“网红”路线、做综艺节目主持人,人家一看,你十几年没发表过论文,却顶着个自己工作的学校头衔,在外混吃混喝。


这种人怎么会受到学界尊重?如果周濂老师没有自己十分过硬的学术发表,仅在线上做喜马拉雅网红哲学课,当然会被人看不起。如果我没有大部头的研究著作放在那里,没有一篇又一篇倾注心血的学术论文不断出来,人家当然会毫不客气把你归到前面说的那一类综艺教授里去了。“激萌”的几位老师对此达成过一个共识:既然出来做事了,就要更加勤勉、更要发表论文,要让学界知道我们是多么用心。

 

-激萌:用思想穿透时代-


同时,我写的文章,从来都是先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再由公共媒体转载。我要让公众知道:这就是学术,不是逗你玩的。我写“权力的游戏”、写“西部世界”、写桌游——这么写学术文章的人,学界并不多;我这样写,也是在挑战学术规则本身。


我最近给《政治学研究》一篇分析人工智能的文章,里面却有一大段分析“西游记”与“封神演义”,另一大段分析“西部世界”以及“异形:契约”。这个政治学领域的权威学术刊物,应该是从来没有收到过如此跨学科的文章。我的信心在于,只要编辑部有足够开放眼光把文章放入审稿程序,送出去外审,我相信就会返回各种积极的意见来,因为学术质量在今天,很大程度上仍是可以公度的,什么是有价值有分量的学术作品,学界是知道的。


这也是到今天为止,齐泽克为何没被那么多敌人“打死”的原因——他确实有学问、确实厉害。有些人不屑于与他为伍,但却偷偷在读他的书,心理还是佩服他的。学界多的是谈不到一块去甚至公开表示裂道而行、但关起门来心里对彼此怀有敬意的论敌。拉克劳与齐泽克后来公开撕成这样,但他们内心对对方有多少分量是完全有数的。在国内学界我有几位研究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朋友经常撕我,但我们彼此内心充满敬重。

 


当然,公众是完全另一种话语圈,很多学者宁愿和学者斗狠互搏,也不愿意直接面对公众发言和写作。今天百度搜索“吴冠军”,下边出来的关联词是:“吴冠军泡妞”、“吴冠军 女学生”、“吴冠军 结婚了吗”这一类——很奇怪吧?我们确实要很小心,你介入公众,一定就会面对这种情况,但你得有所准备;没有准备,一定会受伤的。不要被这些声音打倒。

 

-百度搜索“吴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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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其实这种介入,更接近哲学真实的存在方式。

 

■吴:特别好。齐泽克有个词叫“遭遇”——哲学就是由遭遇构成的。你之前没准备,但忽然遇见一个人、一件事,他的言行举止与价值观是你之前没见过的,甚至是你厌恶的——这时你怎么办?马云有“功守道”,他的首富地位使得别人甘愿“败”给他,给他“捧”场。哲学家此时怎么“攻守”?你可以“掉书袋”,但会发现无效,你原先的话语方式是自说自话的。并且你的“教授”地位并不能让别人有意愿来“让”着你、“捧”着你,他们还会嘲笑你是“叫兽”——所以你就紧张了,找不到感觉了,学者们不愿“下降”到城邦,不愿意再做苏格拉底。而施特劳斯派也一直用苏格拉底作为反面教材,警告哲人要保护自己,远离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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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激进阵线联萌”,自带“激进”二字——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偏好。一种偏好,又如何做到不“排他”?那些在本时代固守自我,甚至显得“可笑”的人,就没有自己的存在价值了吗?这似乎也不符合哲学的本意吧?

 

■吴:你切入的这个点非常好。如果今天讲“左翼”,你会从这个词出发,产生一大堆联想。“激进”也是如此。到底什么是激进?夏莹老师有个观点:激进就是彻底

 

-夏莹-

很多时候,你明明可以做出更进一步的追问,但你停止了;你明明可以对一件事有所批判,但你满足了;你明明可以介入这个时代,但你逃避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个意义上的“激进”,其实非但不“排他”,而且还是“邀请性的”——邀请从各个角度出发的对社会的介入。为什么“激进”对我们重要?福柯讲“启蒙”有两种层面,一种是“规范性”的——符合理性、道德原则等一组规范性价值的启蒙;另一种是“attitude”,是一种态度,一种对现状永远的不满、永远的批判。

 

“激进”是一种彻底的追问。在这个意义上讲,激进也是一种“attitude”,它没有排他的、具体的内涵。有次我和周濂老师对话,他问:自由主义和激进有什么区别?我说很简单,当自由主义者觉得现状已经很不错了,满足那一组规范性价值的时候,我们还不满足。福山说“历史的终结”,科耶夫说“历史的马达已经关掉了”——因为他们觉得人类该有的都有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剩下的都是小打小闹、小修小补了。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说“福山必须被打倒”。


我对周老师说:周兄,当你觉得不错时,我还得继续往前走。他也很幽默,想了想说:我没有不让你往前走呀,你快走,你快走(笑)——这就是我们的区别,但我们一直都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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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前面几次提到的列奥·施特劳斯,对“激进”似乎有不同看法。激进作为态度是可取的,但它一旦变为现实力量,往往会与政权形成紧张关系。他的《迫害与写作艺术》这本书,书名就很能说明问题。激进,在纯粹彻底性的要求下,也是“玩命”吧?

 

-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


■吴:施特劳斯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政治哲学家。他的很多看法极有洞见。刚才我说到“下降”,施特劳斯的意见就是,结果苏格拉底下降一次就死了,“庸众”不会理解哲人,于是我们只能用“高贵的谎言”糊弄他一下,保住自己的性命。

 

今天的时代很不同:你越怕,就越逃不掉。你不要下降,可是高处在哪呢?像齐泽克一样,你只能借力打力。阿甘本有个词很有趣,叫“profanation”——污浊化。你要敢于污浊化。很多事物都自命神圣,你要使其污浊。哲学其实也是。你为什么会被人干掉?因为你自视唯一真理。柏拉图学派骨子里是自命清高的,他们认为智性上人和人没有平等可言。今天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我们先诚实面对问题本身,少一点精英意识。这样不算是“玩命”吧?

 

这个时代主流媒体所追逐的那些“牛人”,但在哲人眼里一点都不“牛”,甚至毒性很大。这是无可避免的。我的建议是,你先不要从云端发声,宣布这个时代已经没救了,而是污浊化自己一下,也到这些人同一平台上,用你的分析把各种话语背后的毒性剖析出来,让别人看到哲人的“真牛”。这个时代,“赞”是要别人给的,不能自己或小圈子自我贴金。哲学当然要有自己的尊严,但我想说的是,这个尊严不应该在起点处就“自带”、我比你高一头,而是在终点处收获。前者实际上跟富二代思维无异,后者才是真正对哲学怀有尊重与信心。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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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个老问题,但却是个重要问题。您现在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吴:你的问题都很好,我们回到人生谈吧。我现在就觉得,有很多事想做——刚才和你吃饭,感觉你二十二岁真是美好——可如今,我想做的事和肉体所能给予的支撑,发生了矛盾,且越来越剧烈,每天像打仗。

 

我们“激萌”的几个老师,实际上在做一种“拓荒”工作。以前你可以直接做一个哲人,但你今天首先得是个学者。所以我勤力发论文、给学校争取“人才计划”,这不是我俗,而是这些恰恰是我做其他事的前提,所以等于在做两件事。这时,你会明显感受到生命的“天花板”在那,总共你就这么些可支配的精力,我又是做了就要样样做到精做到好的人,真的会感受到真切的生命性限制。我对此能做的,就是割舍,挑对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事做。

 

我能感觉到,自己在为哲学这个古老行当的后来者打拼,这是幸福的。我想告诉他们:


哲学不是一块腐气熏天的老古董,不是云端上摸不着够不到的玄机,它确实有用,对这个时代有用,对你自己的生命有用,能使你的生命变得丰满、变得精彩,变得充满激烈的绚烂。




激进阵线联萌

-jijiinzhenxian-

排版:朴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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